我那时开写的，就是我的第一部长篇《钟鼓楼》。我那时就问宗璞大姐：“你构思的长篇是什么呢？何时开笔？”她笑说并非专业作家，毋庸报什么创作计划。

    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语文学室的，她说室主任朱虹十分开明，允许她私下将创作当作主业。

    那时朱虹分配给她的任务是研究澳大利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家怀特。

    她当然也就读了不少怀特的作品。那时我来不及读怀特的中译本，就问大姐怀特究竟写得如何？

    大姐道：“自然是有特点的，获奖非侥幸。”但是，说到这里大姐笑了笑，告诉我说，

    “我没法子翻译，因为我总想给他改！”就是说，以英语写作而论，大姐私下觉得怀特的文字可商榷处甚多。

    一个自己能创作的人士，去翻译她觉得文字并非完善的作家的作品，翻译者的主观意识跟原著者的文学思维龃龉，你说怎么翻译得下去？

    后来大姐就连研究怀特的论文也未能交卷。但是大姐的创作却不断地+激情，此外还有篇什甚丰的童话散文发表。

    大姐这封信里勖勉我

    “知人心，写人心”，在我创作《钟鼓楼》的过程里，成为我的座右铭。

    《钟鼓楼》里出场人物甚多，我每刻画一个，就努力去进入其

    “心思”。接近完成时，已经是1984年春天。那时候我曾供职过的北京出版社《十月》杂志曾提供条件，让我到青岛参加一个与海军部队创作组联办的笔会，对《钟鼓楼》进行最后的润色，至今我还怀念着那些时日和所结识的海军作家，美好记忆，如不落的彩霞。

    但是在从青岛返回北京的路途中，负责那一年《十月》稿件终审的副主编张兴春告诉我，由于前几期的稿子已经排满，又由于我的《钟鼓楼》太长（约28万字），因此，他只能跨年度安排，即1984年第6期刊出前一半，1985年第1期刊出后一半。

    我当时没表示什么，心里却很别扭。因为那时候宣布，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参评作品，必须是1984年内及以前所刊发的，倘若《钟鼓楼》后一半1985年初才刊出，那就只能等到四年后去参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了。

    由于有这样的私心，回到北京以后，我就背叛了《十月》，把《钟鼓楼》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杂志，《当代》允诺在1984年内给我发完，责任编辑之一的章仲谔又去找了名画家丁聪，为《钟鼓楼》的书设计封面和绘制插图，丁聪的画在《当代》杂志上也被部分使用了，单行本还没有印出来，在1985年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钟鼓楼》竟获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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