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不到天津玩玩？”这句话很打动我。我真的很想去天津拜见他。

    大约在1981年，恰巧林斤澜、刘绍棠、从维熙他们要去天津看望孙犁，我就要求他们把我带上。

    记得在车站集合时，我说自己此行是去

    “朝圣”，刘绍棠大为感动，感叹道：“这话怎么说的，朝圣啊！”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上世纪五十年代都师法孙犁，和冉淮舟等被称为

    “荷花淀派”作家，林大哥的虽然并无

    “荷花淀”气息，但他那种特立独行的+激情，与孙犁是相通的。那回随林大哥他们到了天津，孙犁在家中接待，他那时住在报社宿舍大院的平房里，房间不算小，格局却很不适宜待客，记得他准备了一桌茶果，大家围桌漫谈。

    从1956年14岁景仰他，到1981年我39岁算是见到了真佛。

    那次的会面，于我而言，是终生难忘的。1986年我中止了专业作家身份，从北京市文联调到中国作协《人民文学》杂志先担任常务副主编。

    副主编崔道怡是杂志社资深人士，我那篇《班主任》投去后他及时回信加以肯定并告诉我已往上报，后来才得以发表。

    他对前辈作家都比较熟，工作经验丰富，他建议和我一起前往天津约稿，于是我第二次在孙犁家里见到了孙犁。

    那时他虽然身体不大好，仍表示愿支持我们杂志，我们回京不久，他就寄来一篇风格依旧独特的新散文，我们非常高兴，立即安排刊发。

    但是，那期杂志上同时也刊发了其他天津名作家的作品，编排时，从目录上看，孙犁作品排第一，翻开杂志看，头一篇却是另外作家的文章。

    为此孙犁很不满意，他写出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对于杂志这种

    “平衡术”很不以为然，语含讥讽。虽然每期杂志的选稿、编排大都由其他轮值副主编担纲，我只在大样出来后审读，但目录与内文顺序的不统一，我看大样后并无异议，导致敏感的孙犁见后不满，是有责任的。

    我见了孙犁在《人民日报》的短文后，也写了一篇短文，意在为杂志社辩护，寄给了当时《人民日报》副刊的负责人袁鹰，希望也予发表，后来袁鹰劝我算了，也就风吹无痕。

    但这次与我所尊崇的孙犁发生龃龉，终究是桩遗憾的事。我本拟找机会再去天津拜望当面致歉，解释杂志社的苦衷，但1987年以后大形势的发展已经不给我这样的机会。

    2002年，我60岁时，得悉孙犁谢世消息，于是，16岁时捧读《铁木前传》时的那种激动，又涌回心头。

    这些年，我不断重读孙犁，积累了不少心得，现在录在下面，供感兴趣的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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