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批评嘲讽乃至辱骂的声浪里，我也形成了一种新的觉悟，那就是《红楼梦》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经典，远未形成全民共识，因此，不仅我，应该有更多的人士，站出来弘扬《红楼梦》，特别应该让年轻的一代懂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引以自豪的经典文本。

    在印度，是迦梨陀娑的剧作如《沙恭达罗》；在英国，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和十四行诗；在阿拉伯世界，是《一千零一夜》；在意大利，是但丁的《神曲》；在西班牙，有《唐·吉诃德》；在法国，是雨果的《悲惨世界》。

    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在俄罗斯，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日本，是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在朝鲜和韩国，《春香传》作为他们民族的文化经典并不因政治的对抗而产生分歧；在美国，可以举出马克·吐温等的；在德语文学，歌德、席勒及其作品不消说了，还有卡夫卡的《变形记》等作品……我们中国的《红楼梦》里集中了自先秦文献到唐诗宋词到元明戏剧的文化精华，并且堪称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作者曹雪芹在作品中提出了

    “人生着甚苦奔忙”的终极追问，更通过贾宝玉等艺术形象回应了这一追问，提出了

    “世法平等”的社会理想，激励读者去追求充满真情的诗意生存……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对《红楼梦》的片面理解，大多是因为他们并没有阅读，或者说并没有仔细阅读《红楼梦》的文本，他们对《红楼梦》的印象大体上来自于戏曲舞台演出、电影、电视连续剧、连环画（

    “小人书”），甚至是道听途说。《红楼梦》绝对不能概括为一部

    “爱情”，不能称之为+激情

    “颓废作品”，不能蔑视为

    “垃圾”，那是一种对民族传统文化所持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一个民族养活一些人专门研究、推广他们民族的文化经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怎么能视为可耻、可鄙呢？

    1977年我写《班主任》的时候，心中有种焦虑，就是觉得

    “文革”造成了文化断裂，连被公认为品德优秀的团支书，也动辄指斥

    “文革”前和外国的文学作品是

    “黄书”，透过那篇作品，我发出了

    “救救孩子”的呐喊。那么三十多年过去，我仍有焦虑，不少年轻人不认《红楼梦》，不以为是民族的文化瑰宝，甚至蔑视为

    “一本破书”，和写《班主任》时一样，我依然出于社会责任感，以

    “退休金领取者”身份，为推广《红楼梦》奔走呼号，其实也还是

    “救救孩子”。对于一般人士，包括年轻一代对我

    “研红”，

    “讲红”的误解、嫌厌、抨击、讥讽，固然使我心情郁闷，但还不至于令我气愤。

    而令我气愤以至失态的情况，终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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