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万卫他们似乎也感受到了不寻常的压力。本来他们的节目内容是欢迎批评,更乐于引出争鸣的,但问题的症结变成他们是否请错了人、做错了事,这就超出学术范畴了。
本来我录制完关于秦可卿、贾元春、妙玉的讲述后,他们还预定邀请我进一步满足热心观众的愿望,继续讲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
“金陵十二钗”里的女性形象,以及贾宝玉。我自己不愿再陷于舆论旋涡,他们也觉得事到如此地步还是谨慎为上,于是就没有再继续往下录制,这个情况后来被某些媒体称为
“刘心武被‘群殴’后遭到‘腰斩’”,人们注意到,《百家讲坛》又专门请来周思源,请他录制了一个批驳我的系列讲座,及时安排播出。
有记者紧盯着我问,你对周的批驳作何感想?我说我看了,觉得他很儒雅,他的观点也很可以供观众参考,底下话还没说完,记者已经失却了继续采访的兴趣,他表示,你竟然称赞批驳你的人儒雅,这我们报导出来还有什么意思?
我们希望的是你跟他pk!事态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算了。但是,有人告诉我,
“红学所”的《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辑,非同寻常地在头题发表了该刊记者对冯其庸和李希凡的长篇访谈录,对我在《百家讲坛》的讲座,从政治角度上纲上线,
“你要小心!”找来那辑《红楼梦学刊》翻开一看,我愤懑已极。我的讲座当然可以批评,就是严厉批判,若是在学术前提下,我本也应该承受。
但冯、李二位对我却进行了政治判决。被
“编者按”称为
“在红学界德高望重的红学家”的冯、李二位之一的冯其庸下断语说
“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样的节目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刘心武的‘秦学’现在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状况,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跟中央电视台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希望中央电视台重视这件事,希望他们对社会的文化建设要起积极作用,不要起混乱作用。我提醒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要认真考虑注意这个问题,如果都这样乱来,文化界就不成其为文化界了……不能看着他们这样胡闹下去。”按他的逻辑,不仅我的讲座应该禁播、消毒,《百家讲坛》的制片人应该撤职处分,cctv-10的频道负责人也应担责,cctv至少有一位副台长应该由于放任我的讲座录播形成了
“对社会文化的混乱”而被撤职。李希凡则说我
“扰乱了文学艺术的研究方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政治罪名。年轻一代没经历过几十年前那些
“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我虽然在
“反胡风反革命集团”、
“反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以及
“批判电影《武训传》”、
“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等
“火热的斗争”时还是一个少年,但我的青年时期是经历了
“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深知一个写作者如果被宣布
“成为一种社会问题”、
“扰乱了文学艺术的研究方向”,几乎就等同于死罪。
“文革”前夕,邵荃麟不过是提出了
“写中间人物”的主张,还谈不到全面
“干扰了文学艺术的研究方向”,就被撤职批判,到
“文革”里,先关在
“牛棚”,后来送进监狱,并且瘐死其中。家属后来去+激情,在已经不成样子的裤子上,留有粪便和血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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