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煤·小高·胡宅大约是1964年春节过后，**继1963年对文艺界作了批评性批示后，又作了更严厉的毁灭性的批示，指出文联及下属各协会已经滑到了

    “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

    “裴多菲俱乐部”是1956年

    “匈牙利事件”中被定性为反革命的组织，裴多菲（1823-1849）是匈牙利诗人，他有几句诗汉译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中国流传了几十年。

    那时中国文联不得不进行更深入的文艺整风，同时对各个文艺领域的

    “毒草”的批判也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当时被点名批判的

    “毒草”电影极多，如《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北国江南》《舞台姐妹》等等，电影界的问题，被认为是

    “夏、陈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

    “夏”指夏衍，

    “陈”指陈荒煤。那时中宣部负责文艺方面领导工作的是周扬，他还能到**跟前去汇报，**听到陈荒煤这个名字，先是问：“他不是写的吗？”陈荒煤二十岁出头的时候，确实是写，且影响颇大的。

    他1934年陆续发表了《忧郁的歌》《长江上》等名篇，因此他后来到了延安，就在鲁迅文艺学院教授写作，连**也记住了他的这一段

    “名声”。但1949年以后陈荒煤成为文化部领导干部，长期在副部长夏衍下面从事电影的生产管理工作，**并不清楚。

    及至知道出来那么多

    “毒草”，陈荒煤罪孽深重，**就说：“怎么还不让他去挖煤？”**惯于从见到的人名上即兴表达他的情绪思绪，听到陈荒煤犯错误就即兴要发配他去煤矿挖煤，同张玉凤顶撞他后，他让张滚，张拂袖而去，他便即兴发议论说，玉凤是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那是同样的一种思维话语方式。

    **在延安时和当时去延安的文艺界人士几乎都熟，许多人被他请到所住的窑洞里吃饭，比如严文井那时候就被请到过。

    严文井和陈荒煤一样，去延安前已经发表过作品，有一定名气，到了鲁艺不是当学员而是当教师。

    1966年上半年，还有一种叫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活动在展开，那主要是针对

    “苏修”的一种文学政治运作，严文井有幸陪同参加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外宾到中南海接受**接见。把外宾们都+激情，**盯着严文井问：“你是哪国的？”严文井很尴尬，只好说：“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那时**已经完全不记得在他住的窑洞里被请去吃过饭的严文井了，也怪严文井自己，1966年的时候他已完全谢顶，而他的肤色面容实在很像是北非的人士。

    这是严文井晚年亲自告诉我的。1980年以后，我和严文井、陈荒煤等若干延安出来的老革命老作家有所交往。

    他们道及、写到的一些鳞爪，常令我产生一种历史的纵深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