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失而复得的一批旧信函里，有几封是陈荒煤写给我的。现在捡出一封，信封、信纸用的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留下他命运的轨迹。

    据陈荒煤自己告诉我，当**表示他应该去挖煤的时候，他已经被先期处理了，是下放到重庆日报社，报社不敢让他当编辑，就派他到库房里去搬运历年的旧报纸，为什么要把那一摞摞的报纸合订本从这边倒腾到那边？

    他也不敢问，大概就是为了通过体力劳动来进行惩罚吧。比起挖煤，那苦头当然还是要轻些。

    倘若**责问为什么还不让他去挖煤的话出口时，他还没有被发配，那很可能就真把他弄到煤矿去了，那时候他已经年过半百，若下井挖煤怕是撑不住的。

    其实他原来的名字是陈光美，我对他说，他若一直用陈光美的名字，那天**是否又会即兴地说：“怎么还不让他去美国呢？”他就无声地笑了笑，笑得很忧郁。

    陈荒煤确实是个具有忧郁气质的人，第一篇题目是《忧郁的歌》，殊非偶然。

    他最后一篇写在到达延安前后，题目是《在教堂里唱歌的人》，但那篇里既没有宗教更没有人对主的敬+激情，教堂只是一个可供使用的空间，就如同延安鲁艺使用一所天主教堂来排演革命歌剧《白毛女》一样。

    他和严文井，包括鲁艺院长周扬一样，当年是**的座上客，在毛的晚年却都成了罪人。

    周扬在动了肺癌手术后仍被揪出游斗，夏衍在被批斗中打断了腿，陈荒煤从重庆揪回北京，经过多次批斗后也关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后来终于放出。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他恢复工作，第一个职务就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副所长（所长我记得是沙汀），后来又重回文化部，再次负责中国电影的生产、管理工作，不过他一定留下了若干文学所的信封信笺。

    到了文化部，是为文化部节省？他仍用文学所的信笺给人写信。我保留的这封写于1982年9月22日的信，就是如此：心武同志：……我看了你和蒋孔阳的通讯、你和冯骥才、李陀的通讯，有些意见我同意，也有些不同意，如笼统地说《立体交叉桥》是你最好的，最深刻。

    从你们三人谈现代派问题的信来看，就我们文学可否借鉴现代派某些手法与技巧来说，这没有什么可非议的。

    特别是不主张模仿、硬搬，这是对的。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来讲，也还要看到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总之，提出问题争议一下，都是可以的。但也没有必要硬要打出

    “中国需要现代派”这样故作惊人的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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