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白洋淀纪事》是孙犁主要的作品集，1958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2年1月再版；1966年下半年至1976年年底前，孙犁和他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作家一样，人被批斗，作品禁印；到1978年1月，《白洋淀纪事》才又重版，作者写下极简短的后记：“此次重版，又校正一些错字，主要在书的后半部。增加一篇《女保管》。此外，遵照编辑部的建议，抽去《钟》《懒马的故事》《一别十年同口镇》共三篇。”考察一位作家及其作品，需有

    “史”的眼光。作家作品是

    “史”的见证，

    “史”的进程又是作家的机缘或劫数。孙犁在1978年写下的这个不到六十个字的《重版后记》，最后一句用的是

    “史笔”。以他个人一贯

    “敝帚自珍”的性格，既然重版，只有增加篇什之权，断无

    “抽去三篇”之理，但是，那时出版社给你重版此书，有

    “落实政策”之意，作者当然首先要感激。不过，那次的

    “落实政策”，显然并不彻底，留下了小尾巴，实际上等于说，你孙犁的作品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健康的，但至少有三篇，属于不够健康、不大得体，因此，建议

    “抽去”。那时出版社编辑部这样建议，从他们那方面来说，完全出于好心。

    但是就作者而言，抽文如同割肉，心里是难过的。孙犁特别在后记里申明抽去那三篇是

    “遵照编辑部建议”，既真诚，又无奈。抽去的三篇作品，《懒马的故事》是篇小，全文分三节，却并不足一千字。

    写了一位大名马兰，实际可称

    “懒马”的好吃懒做的妇女，用一双制作粗糙得根本不能穿的鞋，交上去算是支援抗日，结果那双鞋没有任何战士要，只好让母耗子当作了下崽窝。

    这篇作品值得探究。作为革命阵营里的文学，从很早开始，就提倡写正面人物、英雄模范。

    这种写法发展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已造成题材的狭窄、文学人物画廊的单调，那时就有邵荃麟站出来，提出文学可以写中间人物，谁知劈头盖脸挨了猛批，被指认为

    “修正主义主张”，那以后文学就只能以讴歌

    “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为其唯一通道了。1978年1月

    “四人帮”虽然倒台，他们对

    “写中间人物论”等

    “黑八论”的批判余威尚在--所谓

    “黑八论”的其余几论大约是：“写真实论”、

    “现实主义广阔的路论”、

    “现实主义深化论

    “、

    “反题材决定论”、

    “反火药味论”、

    “时代精神汇合论”、

    “离经叛道论”--《懒马的故事》放在这样的坐标系里看，即使不算

    “毒草”，也属于

    “不健康”的作品，所写的那位最后因一句激怒她的话而上吊的妇女，连

    “中间人物”都够不上，活脱脱是个落后人物，作家写她干什么呢？既写了，就该抛弃，收进集子又为哪般？

    编辑部建议抽去，在当时的普遍认知环境里，是顺理成章的。我们统观孙犁的+激情，在他笔下，正面的、健康的妇女形象林林总总，令读者目不暇接，但是，孙犁不放弃对其他各类生命现象的观察、描摹，从

    “懒马”到大器到小满儿……这正是孙犁与人类其他各族群里的杰出作家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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