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工作组工作是认真细致的，划定阶级成分，别的先不说，事关大绢这样的活泼泼的个体生命的生死歌哭，岂能草草了事？

    经过调查研究，也允许大绢自辩，

    “工作组学习了1933年两个文件，读了任弼时同志的报告”--我虽然已经是个年届七十的读者了，却对

    “1933年两个文件”和

    “任弼时同志的报告”梦梦然，不过从作者的笔触里能够意会到，那应该是**文件和**领导人里，所制定的比较具有弹性的政策与比较柔和的声音--工作组采信了关于大绢爷爷在

    “事变”前就家道败落，而且

    “事变”中更遭日寇纵火沦为赤贫的说法，弹性处理，使大绢家的成分

    “软着陆”，没有划到剥削阶级一边，大绢因此也就仍能和那群贫农姑娘一起嬉戏。

    孙犁在结尾安排了大绢和喜格儿等

    “阶级姐妹”一起荡秋千的情节。

    “她们争先跳上去，弓着腰用力一蹦，几下就能和大横梁取个平齐，在天空的红色云彩下面，两条红裤子翻上飞下，秋千吱呀作响，她们嬉笑着送走晚饭前这一刻时光。”对比产生于同时代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面所着意刻画的贫农斗争地主时，一片将其打死的怒吼那样的描写--那更是真实的--孙犁的这个短篇非常怪异。

    他偏来写另类的真实。他写到临界切割中最平凡最渺小的生命的悲欢。

    重读这个作品，不禁悬想，+激情，那以后又会遭遇到什么呢？那个李同志，也许十几年后会被扣上

    “走资派”的帽子惨遭批斗，而包庇大绢家使其成为

    “漏网地主”可能就是其罪状之一；大绢呢，则很可能不得不在社会秋千的大摆荡中延续她的惊恐与企盼……不过这些想象都可以推翻，有一桩事实却是无法抹去的，就是写出这篇作品的十七年之后，孙犁本人被指斥为

    “修正主义分子”而被批斗。孙犁了不起。他置身在红色的时空里，他对红色是真诚皈依的，却始终在红浪里保持着一颗富有柔情的心。

    他知道社会变革往往无法避免对人群的切割，不是这一方按这样的标准下刀，就是那一方按那样的标准用刃，而处在临界位置附近的生命，经常会遭到

    “误切”。许多以社会变革大义为怀的达人是忽略不计的。孙犁作为一个具有人类大关怀大悲悯的作家，却十分敏感，以他的淡墨写意，触动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憬悟，确实存在着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功利的，笼罩于全人类的，至高的原则，而文学的切入点，就应该落笔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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